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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我在關口排隊，一位職青人士不經意的排在我前面，另一位中年男子大聲吆喝：「點解你要插隊！」職青人說因沒有寫清楚在那邊排隊。中年男子更爆火，聲線更大，脾氣更暴躁，之後兩者不斷在我面前互罵，結果驚動關口人員來勸退。我心想為何人不能忍耐一下？為何要引起大波動的情緒暴發？驚動別人？

又有一次，兩夫婦在地鐵車廂坐下，不知什麼原因，太太大聲指責丈夫，後來兩者強烈溝通，聲線影響車廂的人。在激烈的情緒下太太以粗言穢語繼續責罵丈夫，直到下車，丈夫尷尬和無奈地下了車，車廂片刻安靜。到底人為什麼失去了耐性，為何要在大庭廣眾來爆發情緒？

3月初的新聞，《香港心理衞生會》在全港抑鬱指數調查指出香港人抑鬱及焦慮指數均創新高，重度焦慮升四成。最影響的就是在18至24歲青年群組的精神健康危機最嚴峻，並發現過度使用電子產品與情緒困擾有密切關聯，這成為了人類的警號。香港人不自覺已成為焦慮世代的一群情緒先鋒者。

我想起有一次在地鐵，看見一位傭工推著BB手推車，在等車時專注的望手機視頻。我不其然望著BB車內的孩童（大約兩歲半），手上拿著手機，原來他也在看兒童視頻，大人和小孩都專注看手機。當我看著他們，傭工看見我望著他們，敷衍說了幾聲：「收手機，不要再看。」那小童似乎聽不到傭工在說什麼？後來傭工也繼續看她的手機。

想像一下這兒童在手機餵養下帶來怎樣的成長？社會心理學家海德特（Jonathan Haidt）寫了《失控的焦慮世代》一書，指出自從2007年6月28日起，iPhone面世，之後在任何公眾場合，連嬰兒也被這個長方形的電話迷住，不哭也不鬧。青少年和許多青春期前的少年人，都忙着用手機發放簡訊。

往後日子看見青少年將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和智能手機的互動上，從消費、朋友互通消息、或是玩手機遊戲、觀看影片、在社交媒體上貼文等等。從2015年左右，青少年親身與他人見面交流的時間和動力都顯著下降。以手機為主的新形態童年，改變生理、心理和文化發展，以玩耍為主的童年逐漸沒落。相反，以手機為主的童年趨勢，直標榜首，孩童被捲入了成人內容和體驗的漩渦中，這或許可以解釋，為什麼Z世代的心理健康比千禧世代更糟糕，因為Z世代是在智能手機上經歷青春期和文化學習期的第一代。今天在Alpha 世代配合AI模式，在技術發展下，早已走到對下一代造成嚴重精神和心理負面影響的危機點。

無論成人或青少年，甚至孩童，提醒我們在牧養上，從幼童到成年人，要恢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情感互動，創造幼童成長互動的有愛生活。在網上已有不少家長自發組成互勉群組，提倡少用手機看視訊，少打機，多帶小孩外出活動，青少年在未滿18歲的情況下，提倡有限制的使用手機⋯⋯等等。

香港中大也有以下重要建議：

1) 築起校園安全網：鑑於Z世代青年的情緒危機嚴峻，建議大專院校將「精神健康急救（MHFA）」列為必修科目，提升大學生在面對學業及前路壓力時的自救與支援同儕能力。

2) 推廣「休閒運動」：調查證實運動與精神健康有極強的正向關係，重點在於「有動」而非「強度」。

3) 強化「守護者」角色：以親友作為第一防線，應積極學習有效的情緒支援技巧。

4) 正視電子產品潛在危害：螢幕使用時間越長，抑鬱及焦慮風險越高。鼓勵政府應推動健康使用電子產品教育；市民則應嘗試設立「數碼休息時段」（如睡前一小時不看螢幕），重建與現實人際的接觸，避免單純依賴網絡作為情緒出口。

5) 支援兼職或待業人士：數據反映不穩定就業人士的抑鬱及焦慮分數最高。

6) 關注AI求助風險：面對市民向AI求助的上升趨勢，社會應正視情緒困擾者過度依賴虛擬互動的潛在風險。

7) 善用低門檻求助渠道：減低求助顧慮，踏出復元的第一步。

作為教會也需要留意以上事項，勿讓心理疾病的瘟疫，再度蔓延，弟兄姊妹也要好好守護社會精神、情緒問題，並守望這一代勿被電子產品盜取了人生，又靠主來節制心靈的滿足。